和平崛起大道上需要远交近攻大智慧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湖南省委主委谢勇反映，中国和平崛起最近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外交界似乎成了大大的问题,好象他们一觉醒来,发现门外花园里站的就是一头双目圆睁的狮子。当下部分美国外交精英头脑里慢慢凝聚的对中国崛起的猜忌和敌意,一方面是因中国综合国力快速壮大、美国国际霸权相对萎缩而产生的不适应和恐慌,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巨大历史性成就,对冷战后统治世界的欧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冲击,进而激活了敌意。
美国当代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代言人、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运用他的理论分析中国崛起,得出的结论是：“我所描绘的中国继续崛起的后果并不美好。确实，这幅图景就是令人丧气。我希望自己能讲述更给人以希望的亚洲和平前景。但事实上国际政治就是危险的事情，任多大的善良愿望，也不能缓和亚洲或欧洲有潜在霸主走上前台时要发生的激烈安全竞争。况且很有理由认为中国最终会追求地区霸权。”他还曾直言不讳地对中国媒体说:“我很确定，美中之间会一直存在许多麻烦。两国也在试图管理。但问题在于，两国实际上都在准备着相互之间的一场战争，只是现在中国的行为是显得很不一样。中国扮演着一个军力很弱小的角色。美国的军力比中国强大得多，中国此时不可能‘摸老虎屁股’，也不能挑起事端。但随着经济持续崛起，我的观点是，……危机肯定会到来。在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博弈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中美之间的博弈可能更长。我现在感觉，中国在变得更强大的路途中，将会越来越危险。”
曾在里根总统的第二任期内担任总统外交情报顾问委员会主任、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加里.J . 斯密特虽不赞同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加上美国的接触政策将能够创造出一种氛围，最终将其引向政治自由化的道路。但这将何时发生却不确定。”“总而言之，美国和世界很有可能在未来将面对一个崛起和威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管理’这种崛起将很大程度上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
罗伯特·卡根在希拉里担任奥巴马政府的国务卿期间曾出任她的外交政策顾问,是美国极富影响力的保守主义学者与外交问题专家，他与斯密特拥有相同的观点,而且说得更直白:二战以后“英国能够把西半球让给美国部分程度是因为它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同伴，它们分享共同的社会价值和政治经济原则。”如今面对中国崛起，情况就不同了。“竞争不仅表现在权力上，还存在于两国的政治体制上。因为中国不是西式的民主政体，而且它的领导人坚持他们没有任何意愿要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为此，美国人就不能信任它，这很自然。中国领导人怀有他们自己的担忧和怀疑。他们认识到了美国在意识形态上的敌意。因为中国不是西式的民主政体，他们担忧美国在东亚持久增长的自由主义霸权和其构筑的民主国家包围圈将最终会削弱他们在国内执政的合法性。……最终，他们要么妥协，要么反抗。妥协意味着他们要让位，最好的下场就是走戈尔巴乔夫的路，最糟糕的是重蹈齐奥塞斯库的不归路。他们必须使世界具有某种程度的安全，即使不是为了他们的集权政治，也至少是为了他们能够维系统治”。末了,卡根别有用心狠毒地煽动说:“世界必须确保不仅能够满足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而且必须能够满足一个集权主义的中国。如果别无选择，这是唯一可能的做法。”
面对西方国际战略界当前这样一阵喧哗,我们一方面要高度关注、高度警觉,一方面更要自觉地保持战略定力,坚信和平崛起是二十一世纪国际条件下中华民族复兴的人间正道,为此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仅必要而且可行,中美战略互信应该建立，也可以建立。但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在化解战略互疑的过程中，对中美互动中出现对立和冲突，不应一味消极避让，也不应追求一决雌雄，而应该更加积极地灵活运用远交近攻大智慧，引导中美互信走上以相互尊重为前提的积极建设之路。?
这里所谓“远交近攻”虽然借鉴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谋略智慧，但主要还是对我国多年来外交实践中成功经验的概括，是对现实实践中一些有益尝试和做法的理性反思，以求将这些成功做法加以提炼和推广，更加积极主动地运用于今后的外交斗争，尤其是运用于对中美关系冲突的管控。?
因而需要特别指出，远交近攻在这里并不单指传统意义上地缘空间关系的“远”或“近”，而是具有了更广泛的象征意义。“远”，指的是长期的、理想形态的、远距离的目标对象；“近”，则指的是近期的、现实形态的、近距离的目标对象。在和平崛起的大道上管控中美关系中那些难以避免的冲突，远交近攻大智慧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层面加以运用。
一、意识形态(社会政治理想)层面的远交近攻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主张，要敢于在意识形态领域向美国亮剑。如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牛新春在《环球时报》著文提出“中国在历史经验、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上同美国有显著区别，不可能同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无缝对接”；因此，面对美国的意识形态挑战，中国要敢于应战，用北京共识应对华盛顿共识，用中国模式对冲美国模式。实事求是地说，中美在意识形态领域目前确有许多原则分歧，但这些分歧本身并不至于直接引发两国现实的激烈对抗。当前在这个领域的战略态势，是美国执掌国际政治话语霸权，要让美式社会政治理想一统天下，从而引发了潜在的或现实的争斗。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无论是中国模式还是美国模式，都有其特定的发生、发展道路及其现实合理性；而且从一个更长的时段看，两者都还在演变，无论是中国经验还是美国经验，毫无例外都会在未来的全球化历史进程中适应新环境、增添新内容。“人类社会形态的进化历史远没有终结”，这恐怕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中对立各方的最大公约数，或者说是各方意识形态利益诉求中可以相互容纳对方的最后的交集。建立这样的交集，守护它、拓展它，竞争的各方应克守和平的底线，为人类社会未来的进化留下积累和机会,为探索人类未来更好的社会制度方案提供活力和选择。这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远交”。在此我们不应该谋求毕其功于一役的“决战”，不必处心积虑地去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推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中国的“韬光养晦”，它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因为世人已经看到中国的“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如诺践行，进而也应该相信，在中国人的话语体系中，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平共处、相互影响、取长补短、共同进化，决非权宜之计，而是对既有客观历史进程的尊重，是对特定政治现实的实事求是的选择，是大的战略智慧。对此，外界、包括美国人大可不必有什么战略疑虑；而我们今天也应该有足够的自信，明明白白地将这样一种战略构想告诉任何有类似疑虑的人。?
当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如此真诚地追求“远交”的时候，当然也决不应该忘记“近攻”。因为现阶段世界政治现实，仍是西方“政治正确”挂帅，明里暗里意识形态挑战此起彼伏，对此仅有防御是不够的，必须有更加积极的作为。对内，应该加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宣传和普及力度，树立和推广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这不仅是前述意识形态长期和平竞争的常态阵势，同时也是当前应对西方意识形态进攻时必备的内功，是以攻为守。对外，要积极应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借人权之类口实对我进行的干涉，以“来而不往非礼也”的战略心态，预有安排，实行以守为攻、针锋相对的反击作战。?
二、国际经济关系层面的远交近攻
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趋势，即中美经贸关系在深度发展的同时，相互排斥和挤压的动能越来越大，这里将是非战争条件下中美冲突的重要策源地和主要战场。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所持有的“远交”战略姿态，是对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保持充分的尊重，不追求单方面改变既有的世界经济秩序。中国主动加入世贸组织，并切实履行入世承诺，而中国经济在此过程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些已被世人广为知晓的事实，不仅清楚地证明了我们在此寻求“远交”的诚意，同时也是支持我们长期坚守“远交”的客观根据。对此，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不应再有猜疑。当然，正如世人已经看到的那样，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一批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世界经济格局正在悄然发生改变，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也是全球经济成长惠及更多国家人权追求的正义呼唤。对于这样的新变化，像美国这样一些老牌发达国家已经感到不适应，而新近发生在这些国家的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更加剧了这些国家面对国际经济竞争新形势时的不良反应，贸易保护主义、滥用原有国际经济优势地位(如滥发国际储备货币)等现象愈加突显。在这样的形势下，对国际贸易中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依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积极实施反制，是“近攻”；对本国的幼稚产业、稀缺资源，依据国际惯例和规则进行保护，也是“近攻”；而对现存国际经济秩序中那些明显不公、已经过时，且严重阻碍全球经济均衡发展的惯例或规则，在广泛讨论和充分协商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修改和完善，同样是必要的“近攻”。十八大以来,我们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则更是远交近攻大智慧的神来之笔。?
三、国防军事领域的远交近攻
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争取和保障持久的世界和平，这是“远交”。历史经验表明，保卫和平并非一味消极避战可以达成，为了预防和消除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尤其是对我国家主权的现实武力威胁，积极防御应战即为“近攻”。当前特别需要关注的地缘麻烦，是来自近邻。我国作为亚洲传统大国，与周边近邻国家关系久远、微妙、复杂，虽然近年随着经济的迅速成长，我国经济命脉日益向东亚之外的国际空间延伸，但是与远外的国家交往可以选择，而与近邻相处却是无从回避的。因此，必须下功夫做好“睦邻、安邻、富邻”的工作，此即所谓“近攻”。之所以要将这种积极与邻为善的战略选择称之为“攻”，除了因为“攻”较之于“交”更多一些积极进取、志在必得的意思外，还在于想突出强调，在做与邻为善的工作时，要注意防范传统上中华帝国对于番属国的父爱主义残余意识。历史事实反复表明，自世界迈入近现代以来,民族国家及其对国家利益的追求便始终是国与国相互行为背后不变的动因。在区域外大国积极介入的背景下，那种以国家主权利益为代价做出的谦让，不仅为当事邻国在大国之间投机取利提供了激励，而且还诱发了美国这样的远方大国的战略猜忌，认为中国在收买人心，试图聚拢周边众小国恢复旧时宗主国排他性的国家关系。在处理与周边邻国关系上，我们强调“近攻”，就是主张要依真正符合现代国与国关系标准的眼光，来看待和评判与邻国相处。国家无论大小、亲疏，各国都应是国际关系中的平等主体，有自己独立的主权，也有自己独立的责任。近年我们在南海岛礁建设上取得明显进步,这不仅补上了我们在南海海域的战术、战役短板,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近攻”成果,而且为引导南海周边国家理性主张权利、自主表达诉求,与我相向而行,共同把南海建设成和平之海、繁荣之海提供了必要的现实前提,显示了远交近攻大智慧的辩证法精髓。对待小国、穷国,我们应该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以义为先,积极支持帮助这些国家加快发展,改善民生。而当我们与邻国发生主权利益对冲时，则应依据国际法规则，该争的一定要力争，可让的也要让在明处。只有经过这样的“近攻”，重新塑造与邻国的现代国家关系，“睦邻、安邻、富邻”才会有可预期、能把握、向长远的基础。?
在中国重新崛起的现阶段，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存在战略互疑，这既有其历史来源，也有其现实环境。为了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的持久和平，同时更是为了中美两国人民的福祉，从现在起我们就需要费心管控好中美之间随时可能发生的利益纠葛和冲突，努力逐步消减战略互疑，增添战略互信。这就是“远交”，这就是韬光养晦。而为了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进一步落实好这一战略目标，现阶段我们迫切需要更加积极灵活地运用好“近攻”的智慧。正如前面所分析的，近攻之目的不仅在于维护和争取现实的具体国家利益，而且在于对内树立国家尊严、凝聚国民意志，对外明示战略底线、引导国际预期；此外，有理有利有节的近攻，还可砥砺和积累国家的外交、军事能力，能以化整为零的方式，逐步吸收和化解竞争对手的敌对意愿和意志。只有让博弈的结果挣脱了博弈各方独自私下贪婪的想象以后，双赢才可能在现实的理性算计中如约而至。?
如果说，远交近攻于古人是一种谋略，“远交”是为了“近攻”；那么它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大道上就是一种大的智慧，“近攻”是为了“远交”。